阿来《云中记》：不止是苦难

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

 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

文学的通透之境

文 | 陈晓明

阿来是一位独特的作家，尽管我们都可以用独特性来理解任何一位作家，但阿来的独特性有其厚度和广度，这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他身处藏文化的地域背景，他的本教（Bonismo）熏陶，他的语言素养，他作为一位博物学爱好者的特殊秉赋，所有这些，都可能转化为他以文学把握世界、表现生活和摹写人物的能力。说起来，阿来有点大器晚成，1998 年出版《尘埃落地》，旋即暴得大名，那时阿来已经快40岁了。后来有《机村史诗》《格萨尔王》等厚重之作，这么看，也是厚积薄发，出手不凡。阿来年轻时在偏远的藏地村庄里教书，如果要到大一点的乡或县里，需要骑马翻山，在荒芜的大地上走很远的路。那时，他骑在马背上喝酒，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而目标尚未抵达。这注定了阿来在文学上的定力非凡，他是一个走长途的人。60岁这年，他出版了《云中记》，无疑，这部作品也被注定了不同寻常。

小说讲述了 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 4年，村民们都迁移到安全地带安居乐业，生活也开始走上轨道，但阿巴祭司却要回到云中村，祭祀村里当时蒙难埋在地下的亡灵，他要超渡这些亡灵。在他几乎完成所有的祭祀仪式时，云中村遭遇地震余震引发的剧烈滑坡，整个村庄从此消逝。这本书直接写纪念5·12地震，通过云中村最后一个祭师祭祀亡灵，写出人和故土的深挚联系；写出感受自然、感受生命的一种心灵；写出守护精神家园的一种态度。

要说《云中记》的文学价值，我以为只有用“灵知”写作来接近它，才可能揭示出它的独特性。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是阿来的“灵知”写作达到了一个境界，灵知并不转向神秘，而是打开文学的通透之境。说到“灵知”，可能会联系起基督教的诺思替教（Gnosticism），这里只是借用一下这个背景。阿来在中国作家中是非常独特的一位，他有独特的宗教、文化、民族背景。中国大部分作家都经历了 20 世纪普遍经验的洗礼，中国作家的思想和文化经验很大程度上容易全部依托在普遍经验基础上。当然，不少作家以个人的天分还能保持一份独创性，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但是阿来有他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地域的、民族的和宗教经验的独特性。正因此，阿来的作品一出手就不凡，不只是《尘埃落定》，他的前前后后的作品都打上独特的精神印记。《尘埃落定》《机村史诗》《云中记》是关于本教文化及其村庄史诗的三部曲，我不是说它们有某种内在的内容联系，而是精神上的关系，《云中记》又打开了另一个面向。

在这部作品中的令人惊异之处在于写实和灵知能结合得这么自然。这种自然性的难度在哪里？差异非常大的事物能结合在一起这就有难度。写实和灵知结合的难度，体现在不管是故事的连接、氛围的接续，还是感觉的一个变化，都有很大的难度。但在这部小说里阿来做到了大化天成，如入无人之境。叙述几乎没有见出作者声音和角度，而是阿巴一个人在活动。仁钦的故事归属于阿巴，而阿巴也与村子里的一草一木，与土地、魂灵融合在一起。

阿巴是个祭师，他很自然地和灵异的灵魂建立起一种关系，产生一种对话。显然，其基础是对死亡经验的态度。《云中记》既然是纪念汶川地震，当然首要的是祭悼死难者。阿来的叙事策略是从哲理和精神的层面上来关怀死者，他把纪念转化为对死亡经验的独特体验，这就有阿巴这个最后的祭司对死者灵魂的祭祀。阿来处理死亡经验有一种通透的坦然，其生命观与自然达成了一致性。汉民族当然也是非常重视处理死亡经验，虽然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避而不谈死亡。但乡村把丧葬仪式看成一个重建血缘共同体的机会，把亲友招来在死者面前一起哀悼，这是巩固血亲共同体的时刻，从而建构起面向未来的利益共同体。在《云中记》里，通过阿巴这么一个孤独的灵魂来独自面对云中村的死难者的灵魂，表达了他所承载的乡亲们的哀悼，也是阿巴个人精神的通灵。在那种敬畏的、信奉的、祈祷的通灵氛围中，阿巴的形象被立起来了。他显然不只是一个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乡村最后的守护神，他是献祭者，他是精神性的存在。尽管阿来把阿巴作为一个本教祭司的身份感知死亡经验，但是，阿来没有把这种经验和场景处理得幽暗神秘，也没有推向深邃；而是有一种通透和明朗，因为小说不断引向对自然的认识——并不科学主义式的，而是与自然一体的自在经验。

阿巴的灵知并非那么形而上，他只是一个本分的祭司传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手艺人”，他并没有多少超自然的技能，他只是对自然有亲和性，虔诚信奉万物有灵论，在他的面前，他所能感知的，也是最为感动的，是那两匹跟他上山的马，是从山上跑下来的鹿，是悄然开放的罂粟花，是山间里的那些草木。他生长于自然事物中，他通它们的灵性，也通人的灵魂，人的灵魂只是自然灵性的一部分而已。

《云中记》一直在探讨宗教经验与世俗相通的方面，更具体地说，是宗教心灵和世俗亲情的相通。阿巴的心理活动向外是自然事物，向内是对母亲和妹妹的回忆，现实性则是与仁钦的联系。阿巴不断地回忆地震中遇难的妹妹的往事，他的回忆平静细微，死者的形象一点一点在复活。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发生地震之前的一个家庭的生活，那么亲切、亲密，充满关爱。地震毁灭了这一切，阿巴坦然接受了这一切。阿来不去写那些痛苦不堪的死难场面，他更注重描写的是生者如何经历死亡经验，如何面对死亡经验而能重新活着。

阿来的写作始终那么明朗，他处理的历史或现实，都隐含着一个消逝的地域及其文化的主题。如此悲剧性和沉重的历史主题，他却能举重若轻，大而化之，转化为自然本身的某些时刻。他原来的故事都有很强的地域性，他会去看这种文化在这个地域里的消逝，地域是存留下来的。《尘埃落定》是阿坝藏地部落最后一个土司的故事，这个经验是以生为始以死为终（开头是傻子少爷在床上的成年礼，结尾是傻子少爷被仇人杀死在床上），但小说却贯穿着浓郁的抒情气氛，始终那么通透明朗。《云中记》则更彻底，现在，这个村庄在地理意义上消逝了，带走的还有最后一个祭司。一个村庄的消失，前面铺垫了那么多死亡和死魂灵，阿来仍然能写得那么明朗。阿来曾表示他写作《云中记》的时候，不断地倾听着莫扎特的《安魂曲》。阿来在灵知的意义上看到的是一个世界的通透，不是世界的幽暗，通透并不是比幽暗更高的意境，而是不同的意味和风格。幽暗比通透更多深邃；通透却有更多超越性的气质。这就是文学和作家的多样性，文学的世界因此才会有无限的丰富。

我们看阿巴作为一个祭师，就像《尘埃落定》最后一个土司，就像《檀香刑》最后一个刽子手一样，都道出了中国文学的某种特殊意味，也因此写出了一段历史的命定实质。《云中记》的最后一个阿巴祭司却有着日常性，阿来写得那么朴实、真实、自然，和我们那么亲近，没有神秘，没有不可知，没有巫术。阿巴说到的和使用到的祭祀的工具，都是像耕地的农具一样，是生活本身。

阿来在这部作品中，还写了很多事实性的生活，那是村民在遭遇地震之后的生活，他们的迁移，他们重新开始生活的困难、矛盾。仁钦代表了现实，通过一种亲情血缘纽带，小说在阿巴和仁钦之间建立起很自然的平行关系。仁钦的现实性总是在阿巴这样一个离开了现实的精神层面下来观照，在小说中，灵知和现实仿佛是生活自然变化的两个扇面，又像是一段河流起伏的不同的段落。阿来任其自然的叙述似乎不露声色，但他内里是很有讲究的。比如那个热气球，前面有那么多的铺垫，不只是故事的丰富性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最后让读者获得一个直接视点，看到云中村是怎么消失的，这才是现代小说叙述的可靠性逻辑。热气球这个近的视点能够把一切看得那么清晰，强化了云中村消逝的过程和结局。

小说一方面有很高的视野，另一方面下功夫在细节上，在近距离地观察上。阿来的作品描写每一个事物、每一个人，每一个写到的东西都有一种清晰度。云中村消失时的视角是通过热气球的摄像机（那是他事先藏的一个视点），我们非常真切地看到了云中村的消失。小说中的祥巴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物，他是被现代煽动起来的乡村现代主义者，他偷盗、做生意、搞开发，没完没了地倒腾。但是，最后是他搞出来的热气球用摄像头“眼睁睁”看着云中村在泥石流中掩埋于泥土之下，永远消逝于大自然中。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他观察事物总是要有近距离的视点。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小说隐含着现代与传统之争的主题。

记录灾难当然是一项责任和道义，但是《云中记》还有更大的视野、更远的思想，阿来的写作大气而富有灵知，写出了文学的通透之境。

创作谈

力             匕

不止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

文 | 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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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12 日 ，成都，我坐在家中写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在古代神话世界中徜徉。下午2时28分，世界开始摇晃，抬头看见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一些缝隙中还喷吐出股股尘烟。我正在写的这个故事中的神或魔愤怒时，世界也会像人恐惧或挣扎时一样剧烈震颤。我可能花了几秒钟时间判断，这些震颤与摇晃到底是现实还是正控制着我的想象。终于，我确定震动不是来自故事，而是从地板从座椅下涌上来，差点把我摔倒在地上。不是陷入想象世界不能自拔时的幻觉，而是真实的地震。

天亮了，关于惨重伤亡的消息越来越多，整座城市的气氛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必须做点什么。平常，成都到汶川，两个小时车程。现在，近路断绝。绕行的路线是八百里公路山路，整整两天。路上，余震不断。我的车伴我穿行在这些险象环生的山路，至今车身上还有两颗落石砸中的伤痕。一处在挡风玻璃上，一处在引擎盖上，修车时，我特意叮嘱把大伤平复，小伤留下。

后来又去过许多灾区，一万多人口的映秀镇伤亡过半。山清水秀的北川县城一部分被滑坡埋葬，剩下一多半全部损毁。青川县东河口，山体崩塌，把184户人家、一所小学全部掩埋，700余人被无声无息地埋入地下。走在地震新造成的地貌上，踩着那些从地层深处翻涌出来陷脚的生土，不敢相信下面就埋葬了一个曾经美丽的村庄。

那个时候，我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写作。只是想尽量地看见，和灾区的人民共同经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尽一点自己的微薄的力量。

那时，很多作家都开始写地震题材，我也想写，但确实觉得无从着笔。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这种警惕发生在地震刚过不久，我们写作地震题材的作品，会不会有意无意间带上点灾民心态？让人关照，让人同情？那时，报刊和网站约稿不断，但我始终无法提笔写作。苦难？是的，苦难深重。抗争？是的，许多抗争故事都可歌可泣。救助？救助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但在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些新闻每时每刻都在即时传递。自己的文字又能在其中增加点什么？黑暗之中的希望之光？人性的苏醒与温度？有脉可循的家国情怀？说说容易，但要让文学之光不被现实吞没，真正实现的确困难。

又写了几本书，《瞻对》《蘑菇圈》《河上柏影》和《三只虫草》，都不是写地震。

灾难还在发生。2013 年芦山地震、2017 年九寨沟地震，都离汶川地震发生地不远。2017年 6月 24日，一个叫新磨的村庄被滑坡掩埋，60余户人家、近百条生命瞬间消失。地质专家认为，滑坡是汶川地震后的地质应力改变。

大地并不与人为敌，但大地也要根据自身的规律发生运动，大地运动时生存其上的人却无从逃避。

我不在灾区，但剧烈的创痛同样落在我的心头。而且，只是写出创痛吗？或者人的顽强？但这种顽强在自然伟力面前又是多么微不足道。

我唯有埋头写我新的小说。惟一的好处是这种灾难给我间接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地炮制速朽的文字。就这样直到 2018年，十年前地震发生的那一天。我用同样的姿势，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这回，是一个探险家的故事。下午2点28分，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半小时后，情绪才稍微平复。我关闭了写了一半的那个文件。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从开始，我就明确地知道，这个人将要消失，这个村庄也将要消失。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我只有这个强烈的心愿。让我歌颂生命，甚至死亡！除此之外，我对这个正在展开的故事一无所求。五月到十月，我写完了这个故事。到此，我也只知道，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了。

这只是一个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所以，在这里要说的，也只是如何让自己放不下这段记忆的一些经历罢了。如果再多说一句，也只能说，我喜欢自己用颂歌的方式书写了死亡，喜欢自己同时歌颂了造成人间苦难的伟大的大地。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6月12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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